6.3.1 新城的基本特征
——新城的发展以综合规划为基础。新城作为有目的解决城市发展问题的手段，是经过综合规划和系统设计的产物，与自发聚集、渐进发展的城区存在本质区别。
——环境优美是新城之“新”的重要体现。创造亲和宜人的环境，既是对新城城市规划和设计的基本要求，也是吸引中心城区过密人口、吸纳产业在新城聚集的现实需要。
——新城具有自我完备性。新城要有相对完善的产业基础，能够为居民提供相应的就业机会，减少与中心城的通勤量；同时，新城要有相对独立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能够支撑新城良性运转。
——新城是区域发展战略的一部分。新城在强调自我完备性的同时，也要通过便捷的交通等联系方式，实现与中心城及其他周边地区的资源共享、协作分工，共同推进区域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和谐是新城社会发展的主题。在社会发展理念上，新城应该充分容纳不同背景和阶层的社会群体，并通过群体间的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新城和谐的社会秩序。这也是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新城发展的共同目标之一。
6.3.2 新城建设的思路
——新城建设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就一个国家或地区而言，城市化进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初期阶段，城市化率低于30%；中期阶段，城市化率进入加速阶段，由30%在较短的时间上升到60%～70%左右；后期阶段，城市化率已超过70%，增长趋缓甚至停滞。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所处时代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不同，城市化加速的中期阶段持续的时间有很大差异，但跨越这一阶段的时间有逐渐缩短的趋势，如英国约45年，日本约35年，而韩国仅用了25年。
北京新城建设的推动力量不仅仅来源于北京市域的城市化发展（2003年，北京的城市化率为79.1%），更多的是由于全国和区域的城市化加速发展。从全国来看，2000年城市化率约为36%，预计2020年达到56%，即年均增长1个百分点左右；从京津冀都市圈来看，2000年，该区域的城市化率为44%，有望在2020年超过60%。因此，全国和北京所处区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将处于城市化中期阶段，城市人口比重持续快速增加是必然趋势。北京因而有必要建设若干新城，扩大新城规模，增强新城功能，降低中心城区开发强度，减轻中心城区压力，保护古都风貌，实现城市整体规划。
——空间规划和综合规划是新城建设的基础前提。新城实际上是各国城市规划创新的研究基地，空间规划和综合规划是新城建设的两种基本规划，是新城建设的前提。
高屋建瓴，灵活多样是新城空间规划的基本要求。新城不同于传统城市，它是在地区城市化加速发展的前提下，在短期内迅速建设起来的，是所在大都市多中心空间发展模式的一部分。一个成功的新城空间规划，一是要满足城市快速增长的现实需求，更要高屋建瓴，留足余地，保证今后的可持续发展；二是要避免新城开发建设对周边地区土地利用秩序和农业生产环境的影响，兼顾周边地区的发展定位；三是要根据新城不同的功能定位，环境特点，规划和设计各具特色的城市空间和风貌。
和谐平衡，因地制宜是新城综合规划的重要特色。尽管城市规划技术不断发展，各国规划体系结构不同，但从发达地区的新城建设经验来看，新城规划并不等同于一般的城市规划，不应按照当地传统的城市规划体系进行。主要原因，一是城市属性不同。新城与自发聚集、渐进发展的传统城区存在本质区别，现行城市规划体系往往不能适应新城的特殊属性；二是城市发展目标不同。新城建设的目标是要解决城市功能、人口和产业过度聚积的问题，促进城市化空间整体性和区域协调发展。三是城市规划重点不同。新城的发展规划必须十分注意居住与就业的平衡、内外交通发展、生活环境质量等。
从北京的情况来看，新城建设并不是从无到有的简单发展模式，而基本上是在半城市化区域（卫星城及周边地区），整合居住、产业、教育等城市功能，提高人口和建筑密度的复杂过程，因而更有必要跳出传统规划模式，深入研究新城的和谐社会建设、产业发展动力、开发建设时序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对新城的发展进行综合规划。
——政府和市场在新城建设中的角色分工。新城的开发建设需要建立规划、资金和协调三种重要的保障机制，而政府与市场在这三种保障机制中的作用是各不相同的。
规划机制重在政府主导。新城是为解决大城市问题而设计的，能否以规划手段对关键因素加以控制与引导是新城成败的首要问题。对于北京来说，新城（特别是重点发展的新城）不是孤立于现状中心城区之外的游离因素，而是作为多功能的地区中心，同时服务于新增城市居民和郊区现有的广大居民，参与对现状城市建成空间的结构重组，因此这些新城规划的编制和管理更应强调市一级政府的主导作用，并发挥区县政府的积极性。
资金保障重在政府先导。政府的财政支持是新城实现规划目标的重要保证，缺乏公共资金的支持和引导，有可能使新城开发演变为市场行为；而仅有政府的投入也不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新城的大规模建设任务。一般来讲，在新城开发的直接投资中，市政基础设施约占15%，住宅部分的投资约占20%～40%，公共设施投资约占40%～50%。发达地区的新城建设经验表明，财政资金的先导性投入将增强市场对发展新城的信心，而政府与市场在新城建设投资方面也有很大的合作空间，如英国Milton Keynes新城的开发成本中，中央政府投资占49%，地方政府投资占21%，民间投资占30%；而韩国汉城20世纪90年代五个新城公路和铁路建设的民间投资占到了76%。
协调机制重在政府引导。由于新城战略事关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提升和可持续发展，发达地区对此都非常重视，经常要专设部门协调各方矛盾，他们的经验对北京的新城建设很有借鉴意义。例如巴黎市特别成立了新城国土开发公共规划机构（EPA），负责新城的建设管理；香港为开发“新市镇”也专门成立了“新界拓展署”，统筹3个新市镇的前期研究、规划以及土地一级开发等；韩国为组织汉城的新城开发工作，在国家建设部设立了新城开发办公室，韩国土地开发公司、韩国国家住房公司等部门承担了新城的开发项目。
北京新城的开发建设也可以考虑组建两种机构，一是开发公司，负责研究新城的开发建设进度等具体问题，实施土地一级开发，部分基础设施建设等；二是专门政府机构，负责新城建设的协调工作，保持新城政策的有效性和连续性，主要任务包括编制规划，政府投资建议，新城建设评价等。
——新城建设是实现首都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重要战略举措。新城（区）开发的投资规模庞大。以上海浦东新区为例，从1990年建区至2002年的13年间，建成区面积扩展了70平方公里，其中仅基础设施建设一项，累计投入就达到了1077亿元；根据测算，松江新城近36平方公里的规划区总投资也将达到约350亿元。浦东新区和松江新城的建设对上海乃至珠三角的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带动和示范作用。
相关研究资料表明，新城经济将成为我市继奥运经济之后经济新的增长点。粗略估计，到2020年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期末，我市新城形成的直接建设投资将达到1.2万亿元左右（不包括新城的对外交通联络以及具有全市性功能的设施建设投资）。按15年的建设期计算，每年新城建设直接投资平均将达到800亿元左右。
由此可以看出，新城的开发建设对全市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将产生重要影响，一是优化了中心城区功能，增强了郊区功能，城乡结构明显改善，提升了首都形象和竞争力；二是新城的开发投资将对全市GDP增长产生强大的拉动作用；三是在新城居住和就业的人口将由目前的约12%提高到2020年的约32%，由此带动新城地区经济总量迅速增长，在全市经济发展中所占份额也将显著提高。
总之，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修编确定了全市未来十一个新城的总体布局，这些新城未来将要承担起优化中心城部分城市功能、产业和人口，培育全市新的经济增长点，带动周边地区协调发展等多重角色。在新城发展与我市多项重大城市发展主题相交织的背景下，有必要借助高水平的外脑资源和国际经验对我市新城开发建设进行前期系统研究和综合规划，梳理发展思路，优化资源配置，统筹开发时序，凝集必要力量，试点建设新城。
(执笔：蒋力歌 方明成)
